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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学何以强——教授工资有保障
邵慧峰
发布时间：2009年11月22日 23时12分
（事先声明一点：因本文纯属论坛闲论，不是学术论文，故相关数据和事实未标明出处，在此请各位网友见谅！）
话说在抗战以前，中国名校甚多，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与中央大学，差不多都已跻身世界前100名。其中，清华与北大都只有约100名教授，此后的西南联大排名更有所提前，其他如浙大、燕京、北洋等亦国际驰名；而现今我国最顶尖的两所学校，其学术水准在国际排名往好了说不过在200～300名之间（不要听他们自己吹，有国际公认数据为证）；当年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等，现在其国际排名则最多在300～500名之间。
再看学科水准与学人队伍，民国时期，中国大学达到世界前沿的学科数量已经不少，如清华之文史、数理，北大的文史，协和的医学（以及中央研究院涵盖的部分领域）都名扬海外，此外，交通大学和北洋大学的工学、金陵大学的农学、南开的经济学、东吴的法学等，都初具国际知名度。自然，也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国际前沿水平的一线学者：以清华为例，中国学方面有陈寅恪、赵元任、冯友兰、萧公权、刘文典（就是那位和蒋介石对打并把老蒋一脚踹倒在地上起不来的那位国学大师）；数学方面有孙光远、华罗庚、陈省身等；物理方面有萨本栋、吴有训、赵忠尧等；化学方面有高崇熙、萨本铁；生物学农学方面有戴芳澜等；皆是享有国际盛誉的一线学人。（现在我们有几个？有没有？）
就世界文明史看，一国的成长是与其大学的成长密切相关的。如洪堡大学之于德国、哈佛大学之于美国、东京大学之于日本，都有极大的历史意义。大学不可不令其自然颓废，大学不可官僚只想着自己的官位。
民国大学之所以有如此成就，与善待教授和学生，倡导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有着极大的关系，因为前面几位同行热议当下高校青年教师待遇问题，本人今日只就此谈谈民国的情况。
对教师来说，破格能发掘人才，论资排辈则把少年熬成老朽。蔡元培主政北大时，就破格录用了梁漱溟等人；1931年胡适执掌北大文学院后，则继续破格聘请了中学毕业的钱穆。以清华、北大为代表的一批高校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办学自主权，在最大限度上为人才创造了宽松环境，使拔尖人才脱颖而出，保证最多数教师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跻身教授：一般教师不超过10年；海归则往往一回国即晋身教授。大部分本土出身的学者在35岁左右成为教授，海归派则是30出头成为教授。故此，也就一点也不稀奇，民国最年轻的教授为22岁(叶公超)，而20余岁的教授亦大有其人，如胡适、朱自清、周培源、钱钟韩、钱钟书、陈省身、华罗庚、黄玉珊、朱偰、柳无忌、李卓敏等。如此一来，全国就形成了一个30来岁少壮派的洋派名教授群。而青年一旦跻身教授，则免除了后顾之忧，可以全心治学、教研、服务社会。这一制度普遍推行也就意味着，绝大部分学者的整个学术黄金时期都可以在教授平台上度过，而不致因职称而做出无谓的牺牲和消耗。
出国进修对于提升高校教师的素质的重要性自不必谈，只看民国做法：以清华为例，教师每工作4年即可公费、带薪出国研修，吴宓、朱自清、冯友兰、浦薛凤、浦江清、蒋廷黼等都曾如此；即便在抗战烽火连绵的西南联大时期，学校还先后选派曾昭抡、华罗庚、陈寅恪等出国做研究和交流。而北大也规定教授任满7年可以出国进修一年，中央大学和武汉大学也有相似政策。这些政策能够使国内学者可以直接接触国际学术进展，与国际学术前沿基本保持同步。
据据可靠数据表明，我国在1978-2007年30年间，出国留学达121.17万，回国31.97万，不到三成；而晚清民国总计大约20万留学生，归国率远远超过90％。
最后说说我们争议最大的薪酬问题：民国大学奉行高薪养教原则，但是，这个局面不是凭空得来的——整个20世纪20年代，特别是在北洋时期，当局长期拖欠教育经费和教师薪金，教员收入普遍低于职员；教授实际收入还不及一般政府科长，这就迫使多数教师四处兼职，且经常参加“索薪”斗争。比如温源宁，他在五校兼课，兼任三校系主任（这样辛苦还只是勉强生计）。如此一来，不要说研究、著述势难兼顾，就是教学质量也是难以保证。不过相比北方，同时期的南方就好多了——1926年，广州军政府明文规定，一等教授月薪500圆、二级教授450圆(一圆合今人民币30余元)。须知，1924年北京普通一个平民五口之家每个月平均开支14圆2角5分；而人力车夫养家得费用则是每月11圆6角2分，相比之下，教授收入之高可以想见。国民政府入主南京后，全国局面渐变，尤其是东北易帜、军阀混战结束后，军费渐少而教费增加，中国大学渐入黄金时期。20世纪30年代，大学教师的收入继续增长，其中，一级教授月薪可达500圆(与当年广州方面相当)。正因教授在经济实力方面如此强势，致其在社会活动中亦颇有能量。战前生活在清华园的王元化说：“当时的教授看不起一般在国民党当官的。”又据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陈垣、胡适等学界名人月薪有五六百元，另还有大量稿费、演讲费、研究费等，平均月入达1500圆以上（合今之人民币4万余，即年收入能达到人民币50万以上）；而1932年，中山大学校长、国民党中执委许崇清的账面月薪为1875圆（约合人民币73000元，呵呵，仅工资条上的收入就年薪百万啊）。
当时一般正部级高官的基本月薪可能不到千圆，大学名教授的收入与此相去不远。比如胡适，生活条件颇为富裕：出有车、家有佣、居处有独家院落，在生活必要开支外仍剩有不少闲钱。他们往往把余钱用作活动经费——或广交友朋、资助青年，甚至自办刊物。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其经营人脉，营建权势网络和能量系统。因而，胡适在抗战前十余年间便先后办有《新青年》、《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等大牌名刊，而且资助林语堂游学多年；至于著名的《学衡》则连续多年主要依赖于吴宓一人；为中国化学界赢得国际声誉的《中国化学会会志》亦基本上依赖于曾昭抡一人的收入。
藏书量是文化人经济实力的直接表现之一，其时不少民国时期的知名教授都是有名的藏书家，可是，要想拥有并保管好巨量的图书(包括珍本善本等)，没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是不可能的。由民国学者普遍拥有相当数量的藏书这一细节，不难想见其经济实力。正是这极高的收入，使民国知识界极具能量、活力和向心力。
上世纪30年代初，大学教授月薪是普通工人的20倍，而到1956年时，教授工资不足工人的10倍，到了60年代，教育科研工人的最高工资被再一次调低为264元一月，再后来，在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中，教师被贬为臭老九，打成社会地位最低的一个阶层。今天人们对教师的不以为然，师道尊严的沦丧，就始于那个时代。
显然，高薪制度可以为教师的教育和科研提供雄厚的经济基础，使其为文、治学、论政、任事都能自由选择、进退自如。其研究工作的进展可以不依赖所谓“科研经费”，而更多地取决于个性化的需要。在研究上可以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防止所谓“项目化”管理，杜绝短期化、功利化等弊端。而且，以薪金取代所谓“科研经费”的策略大大减少了资金的分配环节，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利用效率，避免了由于人事关系而导致科研经费分配不公等一系列问题。这一切，都有助于保证其研究在最大限度上挣脱外界制约，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学术自由”。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这些，绝不是对民国大学时代的怀念，而是该认真想想，我们今天如此浮躁（不要提社会现状，我们今日乃太平盛世，比之战乱频仍、危机四伏的民国、积贫积弱的民国，有什么好抱怨的），责任都在谁？我们出不了成果，说不出人话，找不准定位，哪些人都该反思。反正我是一直在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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