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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1982 我在教会里


发布时间:2009年12月11日 11时13分

 

        因为我家都是信仰基督教的,从有记忆起,每个礼拜天我就跟着父母到教会乖乖地做礼拜。但是年纪小怎么坐得住呢?所以我总是会不停地问妈妈还有多久结束。

 

    也许我从出生就逃脱不了教会的“魔掌”。我是在礼拜天出生的,出生的时候,我爸还正好在教会里讲道;紧接着12月,才刚满月的我,又被借去演耶稣诞生里的小耶稣;而依长老教会的习惯,婴儿就应该带到教堂里,接受牧师的婴儿洗礼,所以等到我发现自己有记忆时,我已经坐在礼拜天的教堂硬椅上了。所以,我说我是个在教会里长大的人,一点儿也不为过。

 

    后来,爸爸因为太热心教会的事工了,索性就不做生意,专心跑去传福音。所以我很自然地成为教会里大家瞩目的对象,大家都认为像我这样的小孩肯定会得到上帝的祝福,有前途。

 

    所以呢,对于教会里大大小小的活动我简直是无一不参加,举凡唱歌、背诵、朗读、画图比赛,或是母亲节、复活节、圣诞节的合唱演戏表演,通通都有我的份儿。只要有这些活动,妈妈一定第一个帮我报名。结果有一年,我终于大暴走,在朗诵比赛及作文比赛里面开始大骂,抒发我的不满,引起整个教会的轩然大波。

 

    我能理解爸妈。他们两人都是各自家里第一个信基督教的,所以热心,渴慕,虔诚。不过,这样逼我,让我越来越郁闷,也越来越反叛。

 

    忘了说,我所在的是全称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旗下的一个教会。是台湾众多教会支派中的一个,这是一个以闽南语为主的教团。基督新教在台湾有许多教派,大部分都是国外不同教派教会的传教士传进来的,主要有长老教会、浸信会、卫理公会、门诺会等。其中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最大的,也是信徒数最多的一个派别,最早是一百多年前由加拿大及苏格兰的传教士传进台湾,借由办医疗及社会福利事业而慢慢将基督教传开来,到现在长老教会已可说是台湾历史的一部分。

 

    说到台湾的民主运动,也不可不提到长老教会。因为这个教团经过一百多年,已经跟台湾社会紧密结合在一起了,简直就是台湾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早期许多台籍精英人士都是长老教会出身。而长老教会这种加尔文(法国著名的宗教改革家、神学家)改革宗教的思想本身就有一定的自由意识,因此,当长老教会见到社会上有很多“不公义的现象”,就不断地声援党外运动。这样一个拥有大批信徒资产、好几间学校及医院的庞大教团,自然会成为国民党的眼中钉。

 

    所以国民党当时也无所不用其极地来渗透、分化长老会内部,不停丑化长老教会——因为教会有海外背景,所以被扣上了“国际阴谋集团”这个高帽子。不过国民党的一些手段,如烧毁罗马字圣经及没收教会通讯报纸的行为,也的确引起国际的关注,而不得不停手。

 

    因为这些原因,那几年长老教会流失的人也不少,留下的人除了老信徒外,年轻一点儿的多多少少都有点儿反骨性格。

 

    我就是在这种教会里成长的。当然啦,现在教会已经没有当初那么激情了。

 

    爷爷去世的“基督教葬礼”及乡下的回忆

 

    1982年,令幼小年纪的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外星人《ET》的上映。那一句“ET要回家……”也几乎成为那一年的流行语。后来约二十年后,《ET》数码版上映,我又去看了一次,重温旧梦。

 

    也是在这一年,我第一次看了《星际大战》(STARWAR,大陆译为《星球大战》),第一次看到X战机和钛战机在死星上的追逐,看得我目瞪口呆。两部电影影响我爱上了科幻片。

 

    但我有记忆以后第一部看的电影却是《大白鲨》,而且看了好几次。再加上那时电视播了《泰坦尼克号沉没记》(大陆译为《冰海沉船》),让我对海产生了深深的恐惧,至今我到海边玩都还不敢到超过肚子以上的地方。

 

    这一年台湾电影界的最大变化就是,几个年轻导演的新浪潮运动,影响了后来电影的发展。不过那时我年纪还小,要等到几年后才知道它的意义。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爷爷去世了,全家都赶回云林的老家,一整个大家族挤在那间日式榻榻米的房子里。最初,全家只有爸爸信了基督教。后来爸爸又传了福音(基督教一般叫传教为传福音)给爷爷,爷爷在老年也信了教。所以整个出殡前的晚上,整个家族还有一些爸爸的朋友,都挤在摆了爷爷棺材的房间里,几乎是爸爸主导了整个以基督教仪式守灵的过程。后来我才知道,在那个民间宗教信仰气氛浓厚的乡下,爸爸这样做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去坚持的。

 

    那时候我还很小,顽皮得坐不住,动不动就攀上去看爷爷的遗体。第一次如此面对死亡这件事,没什么概念,所以我也不觉得可怕。当晚,整家子就睡在那个房间里。

 

    第二天,整个殡葬的队伍由乐队前导,再来是灵车队伍,一路浩浩荡荡地到了教会。在乡下,这样的出殡仪式算是很常见的。说是乐队,其实也就是几个中老年人穿着不怎么整齐笔挺的军装,吹着不怎么样的音乐。关于这种送葬乐队,闽南语有个俗称“西索米”,因为他们几乎都是滥竽充数,大概也只会吹SiSoMi三个音而已。

 

    而有些更重排场的家庭,在灵车队伍后面还会请电子琴花车。这是一种台湾的特殊文化,即那辆车装饰得华丽无比,后面有个小舞台,可能还会有艳舞女郎配合着电子琴声一边唱歌一边跳舞。所以出殡队伍常常前面是不整齐的乐队声,中间是请来的孝女哭声,后面跟着而来的是热热闹闹的电子琴花车歌声,最后面可能跟着一群看艳舞女郎的民众。

 

    总之,这场丧礼在教会举行,称为告别式。爸爸的兄弟姐妹们全部披麻戴孝,站在一旁,而年幼的我还是没什么概念,站在另一边乱看。在教会告别式结束后,人马又到了墓地。印象很深刻的是,爷爷的棺材被降到那个坑中,然后被沙石填了起来。

 

    后来几年,每逢跟着父母去扫墓,因为那墓地是如一个个水泥高台般葬着一个个人,所以我跟妹妹都喜欢在那些墓上跳来跳去,也免不了招来父母一阵骂。

 

    虽然爸爸的兄弟姐妹不一定在同一时间回老家,也不一定会跟彼此说已经回去过,但只要在爷爷的墓上看到那里的花新换过,就会因有人来过而感到安慰。我更大一点儿的时候,才了解那些花的意义。

 

    以前小时候每当寒暑假,爸爸总把我跟妹妹带到云林乡下去住几天,过几天再来,又带我们继续南下到台南的妈妈娘家住几天,这几乎是每年的例行功课。在台湾的云林嘉义一带是传统的农业县,散布了几个日据时代留下的糖厂。爷爷以前就是糖厂员工,所以这宅算是员工宿舍,以前是住日本员工的,后来换台湾员工住。

 

    爷爷死后,那间房就只剩奶奶一个人住。她的儿女们几乎都跑到台北来,只有她坚持不走,每天就在后院养些鸭子。后来她终于也来到台北,而过了十几年后我再去看那间房子,已经几乎是融化般被埋在荒烟蔓草间。

 

    小的时候,牙齿也不断在汰旧换新,等到新牙蠢蠢欲动要长出,旧牙摇摇欲坠时,就该拔牙了。不知道为什么,拔牙的事情总是在过年回到这宅子时发生,于是,总是在众亲戚的鼓励起哄下,爸爸就拿一条缝衣线,绑成一个圈套在牙齿上,然后喊“123!”手一用力拉,牙齿就这样掉下来了。他还以为是牛仔在套牛啊?不过还挺有效的。

 

    应该说,很多20世纪70年代在台北出生的年轻人,几乎都有这样寒、暑假回中南部乡下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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