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底第367期《学习时报》刊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署名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罕见大胆地赞扬多年来中国政坛上几成「禁忌」的民主，震惊海内外，被视为中国将推行政治改革的重要风向球。200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政治宣言，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2009年9月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再次申明："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保证。"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民主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高度共识，只有民主才能解决国内外、党内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只有民主才能为执政党继续执政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从中国进入血与火的现代化进程以来，民主遇到了长期的挫折和失败。袁世凯复辟，孙中山革命，蒋介石独裁，国共内战的爆发，文化大革命的反复，这一切都与民主背道而驰。百年来先贤的不断求索不仅没有让民主在中国扎根，而且使很多人丧失了对于民主的兴趣和希望。这最深层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基础使然，脆弱的经济基础不能承担民主的高楼大厦，传统的儒教文化与现代民主多有抵牾。但是，除了这个原因之外，人们对民主不切实际的期望和过高要求也是葬送民主的重要原因。因此，多方面、全方位、深层次探讨民主、尤其是西方人眼中民主的利弊就成为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一、民主是"黑"的

　　民主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一个常问常新的问题。从19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西方社会的民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大众时代"进入了西方学者的视野。人民的生存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世俗化进程加剧；大众组织兴起；大众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得到提高。古斯塔夫o勒庞指出："我们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大众的时代。"这一大众时代具有两大特点，这就是吉里恩特·帕利指出的"大众政治和大范围的组织"，这是19世纪初政治生活的显著亮点。伴随着大众政治和大众组织的不断发展，民主开始向普选制发展，掀起了亨廷顿所称的"第一次民主化浪潮"。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妇女解放令人瞩目。到20世纪20年代一些西方国家的妇女开始拥有选举权，各占人口一半的妇女加入到了政治生活中来。面对这些惊人的变化，西方保守主义思潮兴起，他们展开了对于民主的怀疑和批判。

　　尼采生活于19世纪后期，他对人民大众抱有极深的偏见，并且公开蔑视和仇视他们。他认为，在这个大众时代，一群出身卑微的庸众被武装起来，那些上层人士则降身以从，成为他们的代表，他们一起构成了群畜。这些普通人是粗制滥造的，他们"是受人敬仰的上流社会的渣滓，甚至在没有丝毫一点文化味的环境中混成了人，无教养、无知识、根本不知道精神事务中竟有良心"。从这一立场出发，尼采展开了对于民主的激烈批评。他认为，近代以来形成了一种"平庸"的文化，而民主正是这种平庸文化的一种表现。在这种平庸文化所造就的民主时代里，人们仇恨"权力意志"，巴望着缩小和诋毁权力意志。民主成为权力意志的死对头，庸碌之辈携起手来图谋当主人。在民主制度中，居于下层的"群畜"追求自己与精英的平等，造成了民主制度的懒惰、疲沓和无力。

　　意大利著名政治学家莫斯卡将政治系统中的人分为两类，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精英统治乃是任何社会都具有的、相同的本质特点。"在所有的政治机体中，我们所发现的那些不变的事实和趋势，其中之一是如此的显而易见，以至于最马虎的眼睛都不会视而不见……在所有社会中，总是存在着两类人--一类是统治者，一类是被统治者。"他进一步认为，"在政治实践中，有组织的少数总会将他们的意志强加给无组织的多数。所谓的民主只不过是少数人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多数人的一种形式。在民主制度中，选民的选票并不起实质性作用。"所谓的选举行为并不是选民选择自己的代表，而是"代表让选民使他当选"。选举"正像社会生活中别的表达一样，那些有意志，尤其是有道德、智力和物质手段的人会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别人，领导他们，对他们发号施令"。因此，他对普选制持怀疑和批评的态度，认为对任何社会制度的最大威胁就是把选举权扩大到最没文化的阶层。

　　著名经济学家威尔弗雷多o帕累托画出了一条"帕累托精英曲线"。在一个社会中，能力水平越高，处于该水平的人就越少。当对能力的要求达到一定程度时，那些"拥有高分的人们"形成了一个阶级，这一阶级就是"精英"。所有的人从出生就具有了两种性情之一，要么是"统治者"，要么是"随从"。作为"随从"的大众，既不能表达自己，又冷漠无情，不适合统治。德国--意大利政治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米歇尔斯提出了"寡头统治铁律"。他认为，精英现象不仅存在，而且还是不可改变的。"少数的精英不但可以控制政治，而且，他们不受多数的控制。历史进化嘲笑一切为了预防寡头政治而实行的手段，如果通过法律控制领导的权力，那么先衰弱的将是这个法律，而不是领导者。"由于技术原因、智力差别和心理因素，民主政治是一个从来就不能实现的幻想，而寡头政治则是一个铁律。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认为个人是理性的，而一旦他们组成群体则成为"非理性"的乌合之众。他说："群体中累加在一起的只有愚蠢而不是天生的智慧"。任何有组织的群众运动都是"愚蠢的盲动"。在个人组成群众的过程中，个人丧失理性，他们更易受到"暗示"，并相互"传染"、造成轻信，这些心理特征使群体在行动上成为一群"乌合之众"，进入"无意识"的状态。"无意识"、"传染"、"暗示"成为大众心理形成的三个最主要的原因。在这样的群体中，个人表现出明显的从众心理，约束个人的道德和社会机制在狂热的大众中失去了效力，大众则倾向于把十分复杂的问题转化为口号式的简单观念。在他看来，个人是理性的，而一旦他们组成群体则成为"非理性"的乌合之众。"群体中累加在一起的只有愚蠢而不是天生的智慧。"任何有组织的群众运动都是"愚蠢的盲动"。

　　总起来说，西方保守主义者对大众民主是不赞成的，他们以"阴郁的忧虑心情"来分析、看待大众民主的发展，而对精英统治则寄予厚望。我们在批判其立场、观点错误的同时，也要认真分析其中的真理性成分。实际上，我国在人民民主方面确实是有重大教训的。上个世纪中后期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把人民民主的弊端放大到极端的一种表现。这种不要党的领导，"踢开党委闹革命"的荒唐做法给、党、国家、社会均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这也从一个侧面充分证明了西方思想家对人民民主的怀疑和批判不是没有道理的。

　　二、民主是活的

　　西方保守主义者在怀疑和批判民主的时候，他们大多把矛头对准了"多数人的民主"，多数人的专制与少数人的专制同样是有害的。在他们眼中，多数并不因为数量的优势而得到质量的优势，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他们需要构建的民主是将多数人的权利与少数人的权利同等保护的民主。基于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西方这些思想家们批判民主的虚伪并不意味着他们反对民主的追求，相反，民主在他们那里是活生生的、不断变化的。

　　西班牙政治思想家奥尔特加在大力批判大众身上的"平庸"、"孤独"、"自闭症"、"轻信"、"不宽容"等文明病症的同时，积极呼吁在社会中精英与大众应该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能够容纳大众与精英的体制安排只能是自由民主。这种自由民主主张多数承认少数的权利，从而使少数人的权利得到保证。同大众统治下的国家相反，在自由主义的国家里，那些持不同政见的人亦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自由主义的原则甚至能宽容地使朋友和敌人共处。奥尔特加特别提倡一种"我们这个星球上曾回响过的最高贵的呼声"--"让我们与敌人和平共处，分享我们的快乐！让我们与反对派共同统治！"

　　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熊彼特在批判古典民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民主理论，他称之为"竞争领导地位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关键之点，就是将民主的功能从"选民决定政治问题"替换为"选举作出政治决定的人"。人民的任务是产生政府的中介体，做出政治决定的权力完全掌握在政治家手中。"民主政治的意思只能是：人民有接受或拒绝将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机会。""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做出政治决定的人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的选票取得做决定的权力。"这种新的民主理论与古典民主理论的不同地方在于，古典民主理论强调人民意志和公共福利，而新的民主理论则是强调程序方法。从经济学意义上看，选民的选票和政治家的政策都是交换的商品，民主就是一种自由竞争的政治市场机制。

　　当代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皆有卓越的理论贡献。他把当今社会区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在后工业社会中，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影响，美国已经成为"全国性社会"，这直接导致了平民政治的兴起，普通公民无法避开政治问题对自己的影响，平民卷入政治的频率和范围均明显增加。后工业社会也是一种公共社会，在公共社会中，公共机制取代市场机制，决定产品和服务的分配，社会中的各种集团都要通过政治机制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政府已经成为各种势力的角逐场所。在公共社会和全国性社会的基础上，贝尔又提出一个新的认识：后工业社会是一个"能者"统治的社会，任何社会的生活质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领导质量所决定的，"一个社会如果不能使它的最优秀人士担任其领导机构的头头，那它在社会上和道德上是荒唐的。"可见，贝尔眼中的民主是一个以社会平民和社会组织为基础的、以能者为主导的社会状态。

　　美国前政治学会会长罗伯特o达尔则用"多元民主"理论超越了传统的民主理论，他说："没有一种真正的民主理论--而只有各色各样的民主理论"。在这些传统民主理论中，无论是规范性理论还是经验性理论，都是"相当不令人满意的"。他认为现代代议民主的实质是"多重少数人的统治"。"选举和政治竞争并不以任何颇具重要意义的方式造成多数人的统治，但是却极大地增加了少数人的规模、数量和多样性，领导人在做出决策选择时必须考虑他们的偏好。……正是在选举的这一特征--即不是多数人的统治，而是多重少数人的统治中，我们一定会找到专制和民主之间的某种基本差异。""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就像两个被不和谐的婚姻所束缚的夫妻。尽管婚姻充满了矛盾，但它却牢不可破，因为没有任何一方希望离开对方。"

　　意大利政治学家萨托利对民主理论做出了卓越贡献。他认为，过分的现实主义和过分的理想主义都是威胁民主或不能正确理解民主的两种错误思想，因为过分的现实主义将否定民主，过分的理想主义将使民主成为神话和乌托邦。只有通过代议制这个中介环节，才能把"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修改为"一切权力不属于任何人"的原则，或者"任何人不应拥有全部权力"的原则，才能在现实中避免绝对权力的产生。现代民主与古代民主有着本质的差别，如果把古代的直接民主或参与民主搬到现在的生活中，必然会造成政治肥大症，导致社会生活各种功能之间的深度失衡，使其他机制或功能成为多余，并形成经济萎缩症。另外，它还缺少过滤器和安全阀，不能从重要信息中筛去琐碎的噪音和从长远需要中筛去眼前的一时兴致。只有现代的间接民主才能避免这些弊端，它不强调公民直接参与行使权力，而是强调对于权力的限制和监督。他还认为，现代民主必须保持民主与自由一定的张力和统一。19世纪，自由因素是胜于民主因素的；但到了20世纪，形势发生了变化，随着新自由主义的产生，民主因素就逐渐超过了自由因素，自由主义民主逐渐被民主主义的民主或社会民主所取代。他把自由主义民主比喻为两股线拧成的一条绳，认为只要这条绳保持安宁，那就万事顺遂，而一旦拆散它，就会损害双方。"只要自由主义的民主死了，民主也就死了。"

　　米歇尔斯认为，民主的历史潮流就像连续的波浪。它们不断地摔碎在同一个沙滩，但却不断地更新。这一永恒的景观既令人鼓舞，又令人压抑。当民主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它们会经历一个渐进的转型期，去采用贵族政治的精神，甚至贵族政治的形式，以抗衡它们初期的激烈斗争。在经过一个光荣的战斗和不名誉的掌权的时代之后，它们会以与旧统治阶级的融合而结束；于是，它们反过来又会受到新的诉诸于民主名义的反对派的攻击。很有可能的是，这种残酷的游戏永远也不会终结。但是，米歇尔斯对民主也不总是悲观，他曾经用一个寓言故事来说明民主的作用。这个故事的大意是，一个农夫在临死之前告诉他的儿子说，他有一笔财富埋在地里。他死以后，儿子们纷纷到他们家的地里挖土找宝，到处都挖遍了，结果什么都没有找到。但是，他们不知疲倦的劳作并非毫无结果，一是他们改良了土壤，二是他们锻炼了身体，保证了身体的健康。民主就是这个无论如何用心也永远找不到的财宝。正是在寻找过程的不知疲倦的劳动中，我们会得到无比丰富的成果。

　　三、民主的未来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通过多年的思考和实地考察，认为过去七百年间发生的一切大事都在推动着身份的平等，从而也都在促进着民主的发展。以身份平等为标志的民主运动是一场源远流长的运动，它的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

　　托克维尔在对民主大加赞扬的同时，也对民主表示着深深的担忧。他敏锐地意识到民主存在着一些列内在的缺陷，民主的未来存在着致命的陷阱，我们稍有不慎就可能坠入其中。首先，当民主发展到极端时，会使个人不仅忘记祖先，而且不顾后代，并与同时代人疏远，甚至连最亲近的人也不再关心，直至完全陷入内心的孤寂，未来的民主社会将会出现越来越多"孤独的漫步者"。其次，当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走向极端时，将使现代人的头脑和心灵完全被致富和享乐的激情占据。在这种情况下，人即便在拥有巨额财富后仍然会表现出非常低级的趣味，在握有最高权力的时候也会醉心于小小的粗鄙乐趣。为了换取个人的享受，他们甚至于乐于出卖自由换取暂时的利益。最后，民主社会的结构性的缺陷---它是一个没有独立的中间团体的、个人直接面对国家的二元结构，这使得中央集权的扩张缺少有效的制约力量--使得民主社会的自由面临严重的潜在威胁。对这一点的觉察使得托克维尔对民主社会的未来颇感悲观。他甚至预想到一个可怕的图景：由一个全能国家监护着无数整天忙于追求小小的庸俗享乐的个人的新型专制。

　　美国前公共选择协会会长曼瑟尔o奥尔森从集团政治的角度论述了民主的矛盾。任何集团都有一种"分利"倾向，这种频繁的分利活动造成了一种错误的行为导向："增加生产的动力减退了，企图多占有一些产品的动力则增加了。销售商品和出卖劳动力的报酬减少了，而逃避或利用法律、政治和官僚主义及通过讨价还价和复杂协议而获利的报酬增加了"。民主允许并鼓励各种集团之间互相扯皮和决策迟缓，大大削弱了经济的活力和增长率，患上了严重的"机构僵化症"。"随着英国社会年龄的增长，在其中已形成了如此众多的强有力的各种组织和行会，从而使它患上了机构僵化症，以致适应环境和技术变化的步伐十分缓慢。"从这个理论出发，奥尔森断言，历史上的强大帝国之所以不能抵挡蛮族的侵略，其深层原因正是这个民主导致的"机构僵化症"。

　　罗伯特o达尔在论述民主运转的条件时强调："在社会中，绝大部分的政治积极分子对政策问题通常存在着共识，这在政治中是第一位的，构成政治的基础，它包含着政治，限制着政治，构成政治的条件。没有这样一种共识，任何民主的体制都不会长久地经历选举和政党竞争所带来的无休止的刺激与挫折而依然生存下来。"可见，没有起码的共识作为基础，民主之花的凋谢将是必然的，中国清末民初的政党政治实践即是一个有力的实证。

　　民主的健康运行必须以中间社群的健康发展作为中介和基础。当代美国著名的保守主义思想家罗伯特·尼斯比特认为，"人类对社群的渴求，是人类最强烈同时又是正当合理冲动之一，它也是大部分人类历史背后的推动力量，特别是各种各样社会与政治安排实验的推动力量。"20世纪极权国家形成的真正原因正是利用了人们对社群的这种渴望和追求。民主国家在提供人们无所不包的福利的同时，也在不断强化着人们对国家权力的深度依赖，割裂着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帮助。在尼斯比特看来，民主的健康运行不能仅仅依靠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上，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个人主义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国家权力的扩张必然导致中间社群的衰微和个人的原子化，而个人主义的膨胀和个人的原子化也必然把人的社群需要引向对国家（民族）这种更大社群的诉求。因此，摆脱这种恶性循环的出路只能是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社群的复兴。

　　对民主的严厉批评、理性构建和深沉忧虑可能是民主发展和成长不可或缺的条件，而对民主的过度崇拜和迷信则是陷民主于危境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致命诱因。中国在发展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必须打掉对民主的迷信和崇拜，民主仅仅是一个最不坏的制度，民主并非尽善尽美，但是它能提供使一切事物变得更加善美的条件。